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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宝良:当前经济形势和2024下半年经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但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未来经济增速可能会在稳定的基础上略有放缓,预计下半年经济在底部徘徊,建议财政政策适度加力,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着力扩大需求,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年7月4日,由北京中指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中国物业服务指数系统承办的“中房指数2024房地产市场趋势报告会”在北京召开。
2024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疫情后的修复阶段后趋于稳定,但经济增速略有放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压力加大和贸易摩擦等问题。建议经济发展优先于防范风险,关注内部经济均衡,既发展新动能也稳住传统动能。财政政策应加大力度,支出方向转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进城农民工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拉动消费需求。货币政策要降准降息,给财政政策扩张创造条件,并支持住房需求,优化投资结构,防止通货紧缩出现螺旋式发展。处理贸易摩擦问题。在供给端,支持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建设统一大市场。
一、上半年中国经济修复过程的整体评估
2022年12月7日疫情放开以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到2024年年初,也就是1-2月份,经济修复基本完成,从3月份开始,进入相对稳定增长阶段。经济修复期间,受到疫情影响大的领域,恢复的就比较快,比如餐饮、住宿、旅游、文化体育等,其消费和生产都快速增长;受疫情影响比较小的领域修复的速度就较慢,比如房地产以及与房地产关联大的产业、实物性的消费领域等,经济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3月份以来,经济增速有所减缓,进入相对稳定增长阶段,但这种稳定处于较低水平,反映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反映在就业和物价上,就是物价低迷,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首先,经济稳定主要依赖于制造业投资和出口。1-5月,中国出口实际增长12%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长9.6%,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由于出口和制造业投资的拉动,工业生产恢复得相对较好。1-5月,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6.2%,其中出口拉动工业增长约1.4个百分点。如果扣除出口反弹的影响,工业增长速度已经和2020-2023年增速相当。服务业在去年迅速修复之后,今年1-2月修复速度仍然较快,但从3月开始逐渐放缓,增长率不到5%。与过去四年月度数据相比,服务业已恢复至过去四年的平均水平上。出口对我国经济企稳影响较大,而出口能否维持较高增速是一个关键问题。一旦出口增速放缓,工业生产可能会下降,制造业投资的速度也可能随之减缓,经济有可能进一步下行。
今年1-2月的经济修复较快也有闰年因素的干扰,经济修复的速度并没有象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迅速。今年1-2月不仅多出了一天,还多增加了两个工作日。自我国1992年开始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1992-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9.5%,闰年的经济增速为9.54%,平均略高于非闰年,但增速的提升幅度并不显著,主要体现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趋于稳定,第四季度有所下降。所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修复速度较快,与闰年有一定关联。虽然闰年多出的一天不会直接增加工资收入,但这一天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加,实际上转化为企业的收益增加,企业利润状况好转,可能会在第二季度增加投资,之后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弱。
其次,今年3-5月的经济数据基本保持稳定,但这种稳定处于较低水平,主要体现在物价上。物价的涨幅并不明显,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截至5月,已连续20个月呈现负增长。5月当月环比虽略有上升,但这与国际市场上输入性通货膨胀有关。1-5月,进口价格持续上涨,累计上涨2.1%,其中5月上涨3.7%。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样处于较低水平。物价下跌反映出供求缺口尚未得到有效弥补。我本人估计,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速度在5.2%左右,疫情之后累积的供求缺口没有完全得到弥补。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下半年走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4%左右。服务性消费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波动较大,但在经济修复之后,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回升至5%左右,据此可以大致估算服务业的消费水平也就是在5%左右。这一消费水平相较于2019年以前8%以上的增长率,以及剔除物价影响的实际消费增长率6%明显偏低。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今年推出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政策力度尚显不足。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仍将继续下降。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但未来一至两年内,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仍将放缓,这将对我们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受到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中美、中欧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我国的实际出口增速有可能下降,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如上半年。
第二,通货紧缩压力较大。我国要素市场不健全,统一大市场并没有形成,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承诺若干优惠政策等,中国在某些领域和行业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叠加,通货紧缩压力仍然较大。目前,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降至2.25%左右,而一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的利率仍为2.5%,这种利率倒挂现象也反映了市场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及通货紧缩的担忧。从统计数据来看,PPI已经连续20个月下降,CPI仅为0.1%,房价下跌,股市不振。回顾2012-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四年,PPI连续五十多个月呈现负增长,但CPI基本保持在2%左右,房价基本稳定。 一旦形成物价下降的预期,将对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形成资产负债表式衰退。
第三,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摩擦领域的贸易规模可能不大,但如果各国之间未能妥善解决问题便可能引发更多贸易冲突。2024下半年世界总体经济环境对我国影响比上半年更为严峻。
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底部徘徊,预计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在5.1%左右,第三、四季度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5%,全年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具体来看,消费市场基本保持稳定,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尽管今年政府用于基建的资金较多,包括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但由于地方化解风险方面的压力较大,满足投资要求、有现金流的项目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速偏慢。房地产市场恢复稳定状态的尚需时日,房地产投资会继续下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PPI会继续下降。
三、政策建议
未来增速会继续放缓,通货紧缩存在压力。要阻断形成通缩预期,,提出以下三点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
第一,经济发展本身比防范经济风险更为重要。我们不能仅仅为了防范风险而采取行动,而应更加注重推动发展。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的全国两会都强调了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必须防止因过度防范风险而导致经济继续下滑,进而产生更大的经济风险。
第二,关注内部经济均衡比关注外部经济均衡更为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物价水平,确保物价向3%目标的靠近,这需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第三,既要发展新动能,也要稳住传统经济动能。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导致产能过剩。如果企业因此而过度竞争,利润微薄甚至亏损,也难有动力和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发展比防范风险更为重要”需要长期和短期政策结合,大家期待7月的三中全会能提出长期政策。关于短期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房地产市场政策等,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财政政策应加大力度,支出方向转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进城农民工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拉动消费需求。今年两会有关基金预算是增长0.1%,即土地出让金预计增长0.1%。然而,1-5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下降14%,这意味着今年的基金预算收入会减少,这一资金缺口问题亟待解决,这关系到地方政府“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的资金需要得到保障。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货币政策要降准降息,给财政政策扩张创造条件,并支持住房需求,优化投资结构,防止通货紧缩出现螺旋式发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应变成补贴,利差变动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增加,但正如之前所强调的,“发展比防风险更为重要”,即便部分银行出现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发行财政债券注资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三是着力扩大需求。提振消费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尤其是考虑到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环境、消费供给和消费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消费不仅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要通过畅通经济循环、发展经济等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我们期待7月份的改革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取得进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例如解决农民退休问题、幼儿园教育问题以及鼓励生育的政策等。
在投资方面,某些领域应当放宽投资限制,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应鼓励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包括房地产行业。同时,政府的投资基金应主要集中在解决关键领域的瓶颈问题。对于新能源、光伏等领域,民营企业有能力投资,应避免不必要的干预。
出口方面,处理贸易摩擦是关键。在当前处理中国的“新三样”及其他商品出口的过程中,可以借鉴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时期的经验,即实施配额制度,规定每年向特定市场供应的数量,但前提是对方必须鼓励我们的企业利用比较优势到其国家进行投资。这些配额可以在国内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大量文献说明配额对出口和企业具有积极影响,因为配额及其拍卖机制可以激励附加值较高、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出口。同时由于配额的限制,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这一额度和国内需求来确定生产量,避免盲目进行大规模投资,导致产能过剩。
在房地产方面,首先,保交楼任务要切实完成。对于纳入白名单企业贷款和收购住房贷款出现坏账应免于问责,这是政策协调性和一致性的重要体现。其次,研究援助房地产企业的政策,包括房地产企业的兼并重组和存量房盘活问题,例如设计政策性住宅金融工具,收购住房用于保障性住房。2015年和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我们曾研究过中国的政策性住房制度,通过公积金或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事业部设立住宅金融机构,以应对中国未来的房地产问题。关于房地产需求的政策,限购、限售政策都已基本取消。从过去一个月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如广州、深圳的市场情况有所好转,但二线城市并不明显,这表明政策力度不够。因此,可以进一步研究按贷款利息纳入抵扣个人所得税政策,从而鼓励房地产需求。
第四,产业政策。目前新动能领域支持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于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应鼓励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清理过度鼓励甚至带有补贴性质的政策,以促进行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健康发展。同时,应提供产业引导政策,避免一哄而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以防止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发展而大量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这将有助于从供给侧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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